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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周考古纵横谈——张长寿先生访谈录
来源:  作者:本站
作者: 施劲松  发布时间: 2007-11-21  文章出处:中国考古网



1995年留影

施劲松:张先生您好。非常高兴能对您进行这样一次访谈。因为即使是我可以直接从您的著作中获知您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观点,但能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听到您对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见解,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对于一个学术大家,人们首先关心的通常就是他们的人身经历和学术背景。这虽然是一个可以不断重复的提问,但每位学者的经历却是独特而丰富的。对于这样一些经历,人们除了希望有一般性的了解外,更可于从中得到很多甚至是很深刻的启示。

张先生:我1945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高中。小的时候学习成绩还好,但读高中时爱打球。1948年考入圣约翰大学,开始学数学,学了半年感到有困难,这才由学理科改为学历史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考古学,教会学校对西洋史教得较多。大学三年级时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,改学中国近现代史。当时也并没有太多的文献基础,后来开始补,边教中学边读书。到考古所后就下田野,条件很艰苦。如果说我在考古的领域中做了点工作,这绝大部分是在田野工作中成长起来的,是在田野工作中学习和积累知识的。


施劲松:您最后所说的这句话听起来是那样简单,但实际上却是几十年的考古发掘、研究的实践与思考,其中包含着太多的内容。您曾经长期从事田野考古,在全国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发掘。而我自己,坦率地说只有过有限的几次田野发掘经历。亲历田野发掘可以直接从遗址中获取第一手资料,可以帮助发掘者加深对材料的感性认识。但毫无疑问,除此而外田野发掘对于提高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水平、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等还有着更深的意义。您能否谈谈在这方面的体会?

张先生:亲身到田野实践是非常重要的,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说也是这样。我曾写过几篇研究商周车制的文章,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。我最早是1957年接触到车的。那是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掘,当时的考古队队长王伯洪在发掘车马坑,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习挖车马坑的。白天发掘,晚上查看关于车的文献材料。1957年后又有一些发掘车马坑的机会,发掘有成功的,有局部成功的,也有过失败。但不论是哪种情况,自己都从中得到了经验、体会和认识。到我开始写车制的文章时,已到了八九十年代了。这也说明一个问题,那就是学术研究不是急功近利可以做到的。我在车制的研究上也是厚积薄发。因此要有积累,实践的、文献的积累,另外还得有一点想法。比如对于发掘和研究车马坑,就可以有几种做法。第一种做法是局限于怎么发掘,发掘成什么样就报道什么样的材料,完全忠于田野实践。但这也存在着问题,因为发掘车的遗迹是要一点点剥离出来的,无论多高的发掘技术也难保证挖出的车与原状丝毫不差,更何况木质的车经过千年的变化,再加上结构上的叠压,已很难弄清楚原状了。比如很难知道一个车轮究竟有多少根辐条。1957年在张家坡,最好的技工挖出的一个车轮有21根辐条,但这能否经得住检验?第二种做法是全靠文献。《考工记》之后研究车制的极多,有各种图说。如果完全陷入其中,这肯定不行。由于我研究青铜器,也注意研究青铜的车马器,于是注意利用车上的青铜装饰品来研究车的结构。这种研究是有依据的,比如车轴两头有軎,如果没有移动,可以根据軎得知轴长和轴端的直径。将这类资料收集后,也许能对车制的某些局部复原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尺度。如果又都按这种方法复原车的各个部件,将车轮、车厢、车辕、车衡等各部件整合起来,那就可以拼合组装成一辆比较合乎实际的车。这既不完全局限于田野发掘,也不完全依照文献。虽然最后的结果是从不同的车上拼合出来的,但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完整的车,这种方法可能更符合实际。因此,在做一件事时,你如果在别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,用一种新的理念,成绩会更好。这说明一要靠田野实践,二要靠厚积薄发,三要靠新的思路和方法,这样才可能有所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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